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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是得癌症的第三年走的。
第一年我带她做了手术，之后放疗化疗，断断续续一整年。
第二年带她去复查，发现已经转移到肺了，医生建议激光治疗，就把肺上看得清的三个大的做了激光手术，之后放疗化疗断断续续又一年。
第三年过完年又去复查，发现已经长满整个肚子了，肝腹水并发症也出现了，之前一直做治疗的主治医师建议转院，我就带我妈转到另一家医院，医生没说别的，就说让打蛋白针，刚开始打的时候，一个星期打一针，打完整个人会精神很多，后来三天打一针，效果也没那么好了，后来医生说不然给你们拿点针药，你们回家打吧！
……
我妈生病第一年的手术费是我爸拿的，之后的一切一切，包括生活费都是我拿的，我带我妈看病做手术，做化疗放疗，侍候吃喝拉撒，就这样出钱出力，我爸都是高兴了就去陪两天，不高兴人都见不着。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我就这样过了三年不人不鬼的日子，但是在心里从来没埋怨过没报怨过，只想我妈能多活一天我都是值得的。
可是……最后在家的那一段日子，我妈却恨死了我，她偷偷给还在上高中的小妹说，我太扣门了，是不是我花钱花得心疼了，不舍得带她去医院看病，尽让她在家活受罪，苦熬。
我做好饭给她，她都不吃，有时候想坐她跟前和她亲亲，她都赶我出去，让我走！
刚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小妹见我哭才告诉我。
直到我妈在我的怀里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想我妈那会可能都没原谅我。
我妈走了之后的三年，我抑郁了。
不洗脸不刷牙，不出门。
如果前三年不人不鬼，那后来的三年，我就是鬼！
我是哭着写完这篇文章的，虽然已经过去10多年。
求生欲望是每个人的本能，可是我妈的求生欲就差一点把我一块带走。
至从我从抑郁中走出来之后，我都很少再去想我妈了，做梦也很少梦到她。
我觉得我是对得起我妈的，虽然她恨我。
这个问题问的就是脑残，现在很多癌症患者的生存率都很高，先进的医疗条件和良好的心态使很多癌症患者信心满满，怎么就是等死？看问题要客观，不可一刀裁。
因为恐惧和希望。
人固有一死，但均惧怕死亡。
即便你对生活彻底绝望，或者如题主所言的患上了癌症，治不好了。
在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情绪状态下，想到死亡，或者立即面临死亡，内心立马转变成极度恐惧。
恐惧让人退却，所以希望能够治好，从绝望之中摆脱出来。
好了，说到希望。
一个处于极端恐惧之下，会想尽办法去自救，从而逃离恐惧。
于是，他们的内心会生出一种希望，希望通过治疗把癌症治好。
哪怕是花再多的钱也无所谓，哪怕仅仅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
如果一个人能够看淡生死，面对病魔，不仅不会恐惧，也不报任何希望，自然不想着去花再多的钱，拖累家人。
相反，他会放弃治疗，离开医院，去做他一生想做却还没有做的事情。
然而，有多少人真能看淡生死，活着总是美好的。
所以，恐惧和希望让一个人面对绝症，面对死亡的时候，选择被征服。
听医生说，真正的癌症是治不好的，尤其是到了中晚期。
所谓的治疗，也就是宽慰病人的心，维持而已，治疗和不治疗活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就算是勉强维持，延长一年半载，几个月的生命，最后还弄得个家破人亡，又有多大意义啊？就像一棵树，从根上已经烂了，你拼命往树枝和树叶上喷水，看起来效果不错，叶子支棱起来了，枝条也有点返青，可根都烂了，这些努力管用吗？
有的人就想得开，该吃吃该喝喝，不上医院花那个冤枉钱，说不定在余生之年比全身插满了管子的人活的又长又好。
还有更潇洒的，我们登山队的老王，他村里有个人，胃一直不舒服，到医院一查是癌症，回来就上吊死了。
看人家，多洒脱，不给别人增加一点麻烦，也不给自己一丁点受罪的机会。
因为不想死。
我三姨今年春天去世了，卵巢癌。
距离上次手术恰好四年，当时医生说晚期了，只能活半年。
然而她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放化疗，介入治疗，中药治疗坚持了这么久。
每次化疗遭罪的时候就说这是最后一次，下次不来了，但是到了二十一天，自己收拾东西去医院。
姨夫这一辈子对她不好，她就雇个护工陪着。
之前是我们这些外甥，外甥女，侄媳妇跟着去，但是都有工作，谁也不能总请假，她就自己去。
头发掉光了，买了好几顶帽子。
有个独生子儿子在广州，职业是修理医院的CT机，收入很高，但有点精神问题，对父母不孝顺，不高兴了打爹骂娘的，在外人面前装人。
三姨只要听说有可以治病的，就开始乱投医，什么办法都用。
很快花光了省吃俭用攒的钱，开始管儿子要，高兴了给，不高兴就不给，还要电话里骂一顿。
即使这样，也要治。
最后的几个月，腹水很多，我们陪着去医院抽水，肚子上扎的管，都是血一样的液体，一袋袋的流出来。
越来越无法进食。
希望大家都每天陪着她说话。
我隔几天没晚课就去坐一会，我手术没告诉她，十几天没去，她就跟大姨骂我，说我不去看她，没办法了，大姨告诉她我住院了，她又开始惦记我每天问好了没有。
日渐消瘦，疼痛难忍的时候就说活够了，不疼的时候，又开始打听什么偏方能治，多苦的药都能喝下去。
那些每天说我老了不求人，自己喝药死上吊死各种死的人都没啥事，真快死的人就不这么说了。
因为，他们，想活着！
一个姐妹的老公肝癌晚期，查出来的时候已经12过分了。
马上找人帮忙以最快的速度开刀，等一切准备就绪开刀的时候也是一周后了，一周时间又长了7过分。
开刀后拿出来的一个东西像猪心一样形状，但医生走出来说还没开干净，里面还有很多小的，像小蛋籽一样包在大血管上，医生不敢再动了，怕死在手术台上。
后来就只好化疗，还有什么介入疗法，还有不知道叫什么疗法。
就这样那样看了大概2年左右，反正是把一家人家也快弄完了，如果不是死了的话，姐妹老公还提出要卖房为自己看病，也丝毫不管一家人卖房后住哪里？求生愿望真的太强了，可能也是不甘心吧，治病时吃了那么多苦，不过那时好像也真的是太年轻了。
我们旁人也不能理解病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总的来说也真的太可怜了。
首先，问这个问题已经说明题主漠视生命，看重的是金钱和自己的生活；
活着是生物的本能，
会面对这个生命和金钱矛盾的一般都是亲属，在亲人面对生命威胁的时候，至亲必须做出选择；尊重生命，珍惜亲情是我的选择！
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不让他有痛苦，能活多一天就多活一天。
钱花了还可以再赚，不用到有意义的地方，还想带到棺材里去吗？
不用喷我，我父亲晚期，就是一直在给他治疗，最少现在他体征明显好了很多，也有力气自我基本生活！
举个例子，一个人不小心从楼顶上掉下来，但手抓住了护拦，悬在半空。
他明知自己没有能力用臂力将自己拉上去，也知道自己很快会体力不支，更知道旁边空无一人，无法求助，但他还是紧紧抓住不放，直至自己实在抓不住为止，才坠下楼去。
你说他为什么在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意识到没有办法能救自己的时候，就放手让自己掉下去？
首先，你这是个伪命题。
癌症，并不等于等死。
这年头了，不应该还跟三十年前一样谈癌色变。
随着医术的进步，癌症治好的人不胜枚举。
先说近的。
我母亲1998年得乳腺癌，至今健在。
我2010年得甲状腺癌，如今也好好的。
再说远的。
1983年，我一个老师得了贲门癌，在郑州做的手术，我亲眼见他怎样一步一步从死神身边逃回来，直到前面才去世。
还有一位姐姐，宫颈癌，十年了，也好好活着呢。
……
得了病，首先心态要好，“谁都想死里逃生”，但，怎么个逃法，是很有讲究的。
过度恐惧，会被吓死，求生欲太强，过度治疗，会被毒死……
像标题那句话说得那样，那就只能“等死”，的确不用花钱治了。
癌症病是否治愈是一回事，但人都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不要说年轻的癌症病患者有求生欲，就是八九十岁的老人癌症病患者同样有。
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发展到后期，忽然不会抬头了，陆晓娅需要不断为她按摩放松。
（受访者供图/图）
阿尔茨海默症的记忆测试就像做作业，陆晓娅连哄带骗把母亲带到医院，好不容易完成了作业，看到结果的母亲大发雷霆，在走廊里大喊：“胡说八道！
谁说我记忆不好，我的记忆力比你们都好！
我没有病！
”
征兆早已出现。
母亲一天打来十几个电话，问的都是同一件事——存折找不到了。
回到家，门开着，人没了。
邻居闻到焦味，投诉了好几次，母亲忘关火，家里所有的锅把都烧糊了。
那是2006年，陆晓娅退休的前一年，母亲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
陆晓娅梦到自己踏上旅行回程，忽然接到通知，到站后无人接送，她带着母亲和大堆行李，无助地在车站徘徊。
陆晓娅的父母是新华社驻外记者，常年出国工作。
陆晓娅自小离家，一岁多被送到外婆家，5岁开始独自在北京上幼儿园和小学，15岁下乡插队，和父母相处的日子寥寥可数。
父亲1987年去世。
她感慨命运残酷：“一个没有体验过多少母爱的人，却要为妈妈当妈妈。
”
母亲逐渐退化，甚至会把她认作妈。
她问母亲，“我是你妈妈吗？”“是。
”“我这个妈妈当得怎么样？”“还不错。
”老太太说。
2020年发布的国内首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生存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八成照护者不得不一直看护患者，六七成照护者自身的社交生活和睡眠受到影响。
大部分人渴望摆脱目前的状态，看不到治疗希望。
“赡养、尽孝，这些大词一旦落到细节中，就有无数的冲突和挑战，但在讲究孝道的中国，它们却很少被看到、被承认。
”陆晓娅写道。
母亲患病后的十三年，陆晓娅陪伴在侧。
实在难受的时候，她用写作纾解心中的焦虑，“我把对命运的无奈转化为对生命的观察、觉察与省察”。
母亲离世一年后，《给妈妈当妈妈》一书于2021年出版。
哈佛大学著名精神科学专家凯博文在妻子患病后，变为美国五千多万家庭照护者中的一员。
他记录了陪伴妻子的十年，写道：“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这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
”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当天，67岁的陆晓娅穿着粗线绿毛衣，翡翠耳环优雅地摆动。
她刚刚看完电影《你好，李焕英》，不同于电影里母亲的猝然离世，陆晓娅眼见母亲的精神逐渐离开躯体，经历了“最漫长的告别”。
但她羡慕贾玲，说起李焕英喊女儿“宝儿”、为女儿缝裤子的细节，陆晓娅忽然哽咽了。
“我妈妈活得很长，但是这种特别温暖的瞬间、能够回想起来的镜头，对我来说是不多的。
”
陪母亲走在路上如同穿越时空，明明身处北京，母亲会指着路旁的大楼说这是解放区、那是巴黎。
这些年所有衣服都由儿女添置，但她坚称这是自己在巴黎买的。
母亲永远在找东西，无事可做就折腾衣柜，先是藏存折、藏身份证、藏钱，到后来真找不到了，就打电话问陆晓娅。
陆晓娅干脆换了一大笔零钞，母亲拿着一摞钱，以为是很多钱，心满意足地又藏起来。
后来，母亲开始藏撕成片的纸屑，洗澡时一脱衣服，纸片像雪花般飞舞。
母亲一生和文字打交道，现在却不会读书看报了，渐渐地失去了语言，只能喃喃一些无人听懂的词句。
有学者用“精神荒芜”来形容认知症患者这种空洞的状态。
把母亲的时间填满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空闲会让她情绪焦躁。
有一年寒冬，母亲不肯在家待着，拉着陆晓娅出门狂走。
街上商铺全关了，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一家肯德基开着，母亲才愿意回到室内。
医生说，社会交往是认知症最有效的防治方法。
母亲素来不爱交际。
1948年，母亲在解放区认识了初恋男友，后来随军南下，战事离乱，断了联系。
直至“文革”结束后，双方重新联络，老人对陆晓娅说，“这些年你妈就出国、出国、再出国，我是下放、下放、再下放”。
陆晓娅提出去见这位伯伯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能正常交流了，她没有表现出拒绝。
陆晓娅带母亲坐了许久公交车，到站时天已黑了，路灯昏黄，老人佝偻着背来接她们，一把拉住了陆老太太，两人蹒跚着走在一起。
母亲没有哭也没有笑，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没有强烈的反应。
那时候陆晓娅总是渴望从母亲脸上看到情感流动，但始终失望。
“早一点就好了。
”她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渐渐地，母亲对许多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
她忘记了怎么洗漱、吃饭、上厕所，显得一片茫然。
为了教母亲上厕所，陆晓娅搬了小椅子坐在马桶旁，一边发出“嗯嗯”声，一边做出使劲的样子示范，母亲才完成排便。
和母亲相处，一切行动都要保持轻和慢。
轻手轻脚地为她穿衣，用最慢的碎步和她走路，哪怕上厕所冲水，也要等她离开之后，否则轰隆的水声会使老人惊吓不已。
有一次母亲病了，陆晓娅和妹妹哄她去看急诊，一路上又拽又抱。
量体温、做B超，每一项检查都让她不停挣扎。
她不肯坐下，医生只好站着为她听诊。
到了抽血的时候，姐妹俩使尽了力气让她坐好，针管刚扎下去，母亲惨叫起来：“啊！
你们要害死我啊！
”
保安和病人纷纷围过来，以为出了医闹。
陆晓娅抱住母亲亲吻，试图安抚她。
一个中年男子感同身受，叹息家中也有四个老人要照顾。
一位老太太轻轻说了声“真好”，眼里泛起泪光。
陆晓娅尝试理解这种恐惧和孤独：“我觉得人可能到那个时候缺乏安全感，你可以想象，每天早上起来一看，周围是陌生的，她忘了自己家了。
”
不知从何时开始，母亲总是念叨要回家。
在外会说要回家，回到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里，依然喊着要回家。
2009年春天，趁大舅八十大寿，陆晓娅决定带母亲回一趟常熟老家。
几个小时路程里，从早上起床、途中上厕所、检票到火车上的密闭空间，每一项都是挑战。
折腾到老家，母亲依然没有反应，静静地看着亲戚老友，仿佛家中的外人。
陆晓娅发现，故乡依然不是她想回的家。
陆晓娅发现，在母亲心中，哪里都不是她的家了。
母亲患病后，常把北京的街道认作巴黎。
（受访者供图/图）
2013年的某一天，陆晓娅原计划全天陪伴母亲，上午陪她去了玉渊潭公园，下午回到家，和保姆坐着聊天，母亲感到被冷落了，暴怒起来，开始拍门、拍床表达不满。
陆晓娅忽然有一种强烈的逃离冲动，一直耗在这里，不能读书写字让她心烦。
保姆劝她，“你已经很有成就了。
”
她更加生气。
为了母亲，她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我不是圣人，我受不了这种没事找事、假装耐心、鸡对鸭讲、没完没了的陪伴了。
我想阅读，我想写作，我想备课，我想有精神上的交流……为什么我要为一个精神上已经荒芜的人牺牲我的创造力？”
陆晓娅脑海中出现了无数指责的声音——“她是病人，你不能把她当成正常人来对待。
”“她是你妈，她生了你、养了你，现在她生了病，你应该放下一切来陪她。
”“她还能活多久啊，你的日子长着呢，有什么放不下的？”
陆晓娅在书中记录了这次“逃跑”的经历。
在欧美国家，有专门针对照护者的“喘息服务”，由相关机构临时照看老人，使家属得到喘息的机会。
陪伴母亲尽管不易，但有弟弟妹妹和保姆的协助，陆晓娅不用全职陪护，她很钦佩身边选择全职的朋友。
一位好友为了全力照顾母亲，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和小家庭，母亲走后不久自己也查出了癌症，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很快就离开人世。
另一位朋友退休后专心照顾父亲，从父亲八十多岁一直到现在97岁了。
陆晓娅在协和医院见过一位儿子推着母亲候诊，老人一直大喊大叫，呵斥孩子。
这位儿子是陆晓娅的同龄人，头发花白。
“你想在这样的过程中，做孩子的容易吗？光说要尽孝，说得容易。
”她感慨。
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
很多认知症老人会出现“日落综合征”——陆晓娅的母亲也是如此，每到日落时分，就陷入糟糕情绪，叫骂不止。
一天傍晚，母亲发作大骂“什么玩意”，陆晓娅难过地哭了。
陆晓娅用专业的心理知识尽力处理情绪，但面对辱骂，实在难以心如止水，有次她干脆生气地问，“你离开这个世界后，就想给我们留下一张臭脸吗？如果你不在了，我们想起妈妈就想起这张脸，你愿意吗？”
后来母亲再失控，她会说，“你要是想发泄就发泄一下，不过我不想陪着你。
”然后就进书房待一会儿。
母亲跟进来，唠唠叨叨地用听不懂的语言跟她说话，陆晓娅专注地听，做出听懂并重复的姿态，母亲很快平静了下来。
母亲性格强势，在她还能交流的时候，陆晓娅曾写下一封长信，想对她说说心里话。
“……可是我们几乎都没有得到过你的欣赏和肯定。
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你买菜、送饭、取药、洗澡、买衣服，陪你散步，可是你脾气一来就骂我们。
你骂我们让我们伤心难过极了。
”
“请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关心当作对你的批评，然后就向我们发脾气吧！
”
在信里，陆晓娅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母亲的自尊心，请求她考虑儿女的感受，并对她表示了感谢。
回到家，陆晓娅看见信剪了口放在床边，但母亲什么都没说。
几天后她为母亲洗澡，鼓起勇气问，“妈妈，我写的信你看了吗？”
“是吗？可能我还没有收到吧。
”老太太面无表情。
陆晓娅5岁时独自离家去北京上幼儿园，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很短暂。
（受访者供图/图）
陆晓娅随母亲姓，1950年代初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掀起了冠母姓的潮流，作为新女性的母亲让大女儿跟自己姓。
陆老太太出生在一个江南家族，是家中三女儿，两个姐姐是双胞胎。
她永远穿姐姐的旧衣服，姐姐沏茶做功课时，她得在厨房帮厨。
早年的家庭生活充满委屈，她早早逃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她一生育有三个子女，但并不亲近。
陆晓娅的记忆里，母亲从来不曾夸她、抱她，不曾亲昵地叫过她一句。
姐弟三人从小就悄悄议论，“瞧人家妈，你瞧咱妈”。
年少时陆晓娅去上海的亲戚家中做客，亲戚见她穿着朴素，送了一件精致的“的确良”衬衫，一回到家，母亲就把这件衣服要走了。
“别人都是把好东西给孩子，她不是的，那个时候家里的水果最好的一定是她的。
”学心理学后，陆晓娅才理解母亲的行为，“后来我想，因为她小时候好东西是得不到的，她是被剥夺的，所以她结婚以后终于有了权力，她要弥补自己。
”
陆晓娅和母亲真正的相处只有“文革”中的几年，如今回想起来，也没有留下太多温馨的记忆。
陆晓娅15岁下乡插队，就连月经都是父亲写信来指导。
插队临走的前一天，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了两件从国外带回的衬衫，细细的棉布上有优雅的绣花，只是袖口和衣领破了。
陆晓娅躺在床上，母亲背对着她，为她补衬衣。
她听见母亲在台灯下轻轻抽泣。
这个镜头对陆晓娅的一生至关重要，被视作母亲爱她的唯一证据。
“如果没有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妈爱不爱我。
”
青春期时，陆晓娅是认真乖巧的孩子，有一次去朋友家玩，她穿着天蓝色的裙子，朋友说，我觉得你好抑郁。
另一位好友曾委婉地暗示她有性格问题，原因就是不在母亲身边长大。
1990年代末，陆晓娅学习心理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和母亲的关系。
那时她已经45岁了，她曾试着向母亲表达自己内心所受的伤害，母亲没有反应。
她渴望母亲能表达一点点婉转的歉意，但始终没有。
直到失智前，母亲都少有柔软的时刻。
与同龄人相比，母亲的一生算是平顺，常年驻外工作躲避了时局的动荡，且子女孝顺，按理说应该令人艳羡。
但是，陆晓娅观察到母亲的幸福感不高——她很少笑。
反而是生病之后，母亲一改常态地表现出温柔的一面。
陆晓娅带她散步，看见小孩，她会满脸慈祥地打招呼，“你好，宝宝呀！
”得到回应后，脸上笑成一朵花。
还有一次看见陌生的男青年在路边抽烟，母亲走过去拍人家头，“嘿！
干吗呢！
”
从前过马路，陆晓娅想牵她，母亲会甩开她的手。
直到她慢慢退化，母女之间终于有了亲密的肢体接触。
陆晓娅为她洗澡，像哄孩子一样用大毛巾包住她。
在家里，陆晓娅去别的房间，她都会跟过来，像个影子一样跟在她身后。
出去散步，她会紧紧攥住陆晓娅的手，紧到女儿手上的戒指都嵌进了肉里，攥得生疼。
陆晓娅坦诚地说，照护母亲，最初是出于责任，“我们受的教育，是起码我们要尽责任，这一点对我不是问题。
”但在陪伴的过程中，她逐渐对母亲生出了怜惜之情，为母亲洗澡、穿衣、喂饭，拉着她走路，“感情慢慢就出来了”。
她把这段陪伴视为修补幼年创伤的机会。
“虽然她可能不能给我渴望的东西，哪怕就是说‘我爱你’或者‘谢谢你’。
但是我也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我最后心里留下的全部都是怨恨和委屈，我不会觉得自己是快乐的。
那个心里的空洞会一直在。
”
有一次，陆晓娅带母亲下楼散步，几位老人正在跳舞，她们邀请陆老太太加入，一辈子不爱社交的母亲破天荒地走进了人群，转起了圈圈。
大家鼓起掌来。
那天阳光正好，母亲每一个笑容都让陆晓娅治愈。
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母亲曾在巴黎工作过（受访者供图/图）
“妈妈啊，你千万别突然明白过来”送母亲去养老院的决定，陆晓娅和弟弟妹妹犹豫了三年。
2015年，母亲已经认不出他们了，带她去养老院参观过几次，临行之前，陆晓娅还是开不了口，只好改了一个说法：“妈妈，明天咱们去上次你去过的那个漂亮地方，你那天在那儿可高兴了。
”
陆晓娅看过台湾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
导演杨力州去养老机构采访，看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送八九十岁的失智父亲入院，被护士接走后，父亲忽然清醒、挣扎，对儿子大吼，“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儿子只好哭着将父亲带回家。
进了养老院后，母亲没有烦躁，反而因为人多显得有些高兴。
陆晓娅在心里祈祷，“妈妈啊，你千万别突然明白过来，以为我们把你抛弃了！
”刚送去的头两周，姐弟三人轮流来陪她，每晚等到她睡着才走。
陆晓娅时间自由，常常来养老院，和很多老人都混熟了。
年纪最大的百岁老人怀里总是抱着一只洋娃娃，亲亲它、帮它擦脸、和它说话，有时把它放在胳膊弯里哄睡觉。
夜里大家都睡了，她还精神十足地问陆晓娅：“我妈哪去了？我妈啥时候来啊？”
一位老教授总是独自坐在桌边，寸步不离地望着桌上的黑色提包，不说话，不走动。
陆晓娅被这巨大的落寞震撼，不敢看他。
有一次走近和他聊天，老教授抽动了嘴角，但说不出话来，他把提包打开，取出了他始终带在身边的东西——一张红彤彤的荣誉证书和一张清华大学二校门的明信片。
母亲总是颤颤巍巍地在养老院里游荡。
陆晓娅想知道母亲眼里的世界，她模仿母亲低头的角度，发现只可以看见自己脚前的一小块地方。
如果没有人拽着，母亲就会径直走向墙角，咚一声撞上去。
入院一年后，母亲不会抬头了。
无论何时，她的脖子都低垂着，陆晓娅给她买了一块婴儿用的口水巾。
长期低头让她的右眼睑变得水肿，大家只好让她放平身体，尽量躺下来。
姐妹俩不断给母亲按摩放松。
“……一点点地让她感知，坐在她身边的这个人，是爱她的，是希望她感觉到自己还是被爱的。
”她写道。
母亲89岁那年，在国外旅行的陆晓娅接到了养老院医生打来的电话，她立刻飞回北京。
陆晓娅和妹妹觉得寿衣店的衣服不符合母亲的气质，早就准备好了她在国外工作时穿过的墨绿色丝绒旗袍，搭配上绸缎布鞋和真丝围巾。
去世时，多年因颈椎弯曲只能侧身而睡的母亲终于躺平了。
办完母亲的后事，陆晓娅买了一张机票，独自飞去海边，希望大海的辽阔对冲生命的渺小和脆弱。
丈夫想陪她，她坚持一个人，“因为一个人我想哭就哭了，我不用跟任何人解释。
”
35篇陪伴手记，她哭着重读了一遍，母亲离世的悲伤比她想象得更汹涌。
她发现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无法了解母亲内心的世界，无法完整拼凑她一生的故事。
如果有机会，她很想问母亲，当初因为已经生下了自己，丈夫又调到北京工作，不得不放弃大学学业，一生没有做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工作，是否感到后悔。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选择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
陆晓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不怕听到这个答案。
“我已经成长到足够复杂了，不会简单化地判断这个问题。
”
几天前，陆晓娅清理电脑，发现一个视频文件，名字是“我永远爱你”。
她茫然地打开，看见视频里是2014年的自己，捧着亲子绘本《我永远爱你》正在为母亲读。
她搂着母亲，“妈妈，我爱你。
你爱我吗？”母亲没有回答。
陆晓娅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南方周末记者李慕琰
文章到此结束，如果本次分享的梦到亲亲得癌症和梦到亲亲得癌症什么意思的问题解决了您的问题，那么我们由衷的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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